加州vs.得州，谁才代表美国未来？
得克萨斯 vs. 加利福尼亚：两州竞争的历史与美国的未来
文｜Kenneth Miller
翻译｜慧诺
来源｜Texas vs. California
▲ 图源：互联网
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以下分别简称“加州”和“得州”），作为美国最大两个州，像是“兄弟姐妹般的竞争对手”（sibling rivalry）。
这两个州的确实像是兄弟姐妹般相似。它们曾一起在新西班牙和墨西哥生活，几乎同时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迅速成长，并且如今在人口、多样性和经济实力方面领先全国。这种“亲缘关系”创造了一种不可分割的纽带。作为联邦国家的成员，它们永远紧密相连，“不管他们是否喜欢”。
近年来，两州内都有人在幻想从美国“独立”的场景。当奥巴马担任总统时，得州长佩里（Rick Perry）曾暗示独立的可能性，而在特朗普当选后，“加州独立”运动也曾一度声名鹊起。然而，在很久以前的南北战争时期，李将军于阿波麦托克斯（Appomattox）的投降行为就解决了各州能否选择退出美国的问题。无论是得州还是加州都不会脱离这个家庭。
从兄弟姐妹的比喻延伸，得州和加州就像是一对“镜像双胞胎”（在妊娠过程中相对较晚分离的一对同卵双胞胎）。镜像双胞胎的特点在于，如果一个是左撇子，另一个就会是右撇子。一个脸上会有左边的胎记，另一个会有右边的胎记。换句话说，它们在基因上是相同的，但在生理上是不同的——得州和加州就是这样：DNA相同却又彼此对立，代表着美国政治的两极。
正是上述特征使两州成为竞争对手。随着“美国大家庭”被竞争激烈甚至是敌对的两党分裂，其最有力的成员也分别已经担任了两州的领导地位。党派分化使得这两州在意识形态的差异更加明显。得州对几乎每个政策问题都制定了保守的策略，而加州则在治理方面保持了一贯而坚定的进步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州都在本土实施了不同的模式，并且为捍卫和推动自己模式在更大范围的覆盖而斗争。
得州模式vs加州模式，究竟谁能获胜并引领美国的未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会简要讨论美国联邦制度的结构，并考虑了两个强大的州集团向相反方向努力可能带来的优势和风险。此外，通过回顾得州和加州在身份认同和经济结构的不同，探讨两州“分歧”产生的基础。基于对“得州模式”和“加州模式”的概述，进而突出双方的优势和弱点，及其可能对剩余各州的影响。相比于媒体上较为悲观的看法（如新一轮内战），我们更希望更积极地看待两州的竞争，并将其转化为有益的发展动力。
美国联邦制（federalism）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各州保留了大部分权力以发展相对独立的政策。自美国建国以来，这种权力的适当性和范围长期是争论焦点。在操作中，美国各州相比其他国家地方政府，主要是在政策选择方面有着广泛的自主权，因此能够发展出独立的政策模式。
随着不同区域的党派分化，各州政策模式的差异也在增加。红州（共和党为主）制定出一套全面的保守政策，而蓝州（民主党为主）则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进步议程。因此，美国内部存在着两个相互竞争的系统。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分化过程呢？各州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截然不同地产生分歧，究竟有利有弊？
在1932年在“新州冰公司诉利布曼”（New State Ice Company v. Liebmann）的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曾发表了对州政策多元主义的强力支持。该案挑战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将制造和销售冰定义为公共事业，并要求制冰企业获得州政府的许可证。最高法院法院援引当时的主要司法理由，裁定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侵犯了宪法权利，即根据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个人有权从事普通业务而不受州政府的不当干预。
布兰代斯大法官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宪法并未禁止各州制定此类经济法规，提出了“州试验室理论”。他认为：“建立美国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试验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否认州和地方试验的权利将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个勇敢的州，在它的人民的选择下，成为了一个试验室并尝试新的社会和经济试验，而且不会对国家的其他部分带来危险，这对联邦制来说是一件可喜之事。”布兰代斯大法官认为，判定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哪怕它是全国性的问题，也没有必要迅速做出决策，人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在举国统一适用之前，尝试各种思路。正是基于此，美国宪法才会充分保障各州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决策权。
布兰代斯的意见推广了“实验室”的概念。自那时以来，这个术语已经被无数次引用，被那些支持强有力的联邦制度的人所使用。支持者认为，这种制度促进了各州之间创新的流动，并为各州层面的政策多样性和试错提供了广泛的自由。
因此，得州和加州在政策模式上的根本不同可被视为美国宪法的有益结果。联邦制度允许得州成为一个进行“保守实验”，如放弃所得税、拒绝扩大医疗补助，以及支持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全方位政策。与此同时，它允许加州进行所谓“进步实验”，如通过各种手段增加税收，扩大医疗保健覆盖范围，并以消除碳燃料为目标。某党在一州内的独大，也在逐渐增加相关实验和测试。人们期待，既然是实验，最终总会有想法被广泛接受，而其他则被抛弃。
对此，布兰代斯的想法得到了美国两党的领袖的支持。2012年，当联邦特工开始打压加州的大麻店时，时任民主党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引用了这一概念，继续推进该州的大麻合法化进程。“我们有一个民主的实验室；我认为总统和司法部应该尊重这些主权州的意愿……我们有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不需要一些联邦警察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另一次，共和党商人小罗斯·佩罗（Ross Perot Jr.）也同意这一原则。“在美国有五十个实验室，其中以得州和加州最具代表性；这就是美国。”
然而，随着“得州”和“加州”及其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增大，两种政策模式的竞争已不再像布兰代斯所描述地那样无害。近几十年来，敌对性的竞争反而更加普遍，并且在美国国内逐步扩大。
这种变化的原因如下：（1）罗斯福时期的“新政”和“伟大社会计划”扩大了政府的范围、资源和监管权，尤其是在联邦层面；（2）“权利革命”（rights revolution）赋予了联邦法院额外的政策制定职能；（3）极化加剧，深化了关于基本政策目标的意识形态分歧；（4）党派在地理上重新分配，使其在各州内“独大”并在全国范围内划分成两大阵营。简言之，因为政府对更多的生活领域拥有更广泛的控制权，所以政策辩论的利害关系更大。而且由于红蓝州集团已经制定了全面的、意识形态驱动的、通常不兼容的政策模式，他们对学习对方实验的兴趣较小，而对打败对方更感兴趣。
值得庆幸的是，当前的冲突还不至于导致内战。后者是一种更加深刻、全面且不可调和的分裂，只能通过暴力、伤亡，以及更多的战斗来解决。虽然红蓝州之间尚且不回会陷入地区性军事冲突，但显著的极化已改变了各州之间以及其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种新型联邦主义不再是“平行的”或“合作的”，而是分裂乃至对抗的。自此，实验室发展成“战情室”——各州为争夺美国的未来开启明争暗斗，都试图在联邦体制内争取更多利益，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
得州和加州正是这种竞争趋势的鲜明体现。前者的基础是彻底的保守主义，扎根于个人主义、个人责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有限政府以及抵制外部干预的价值观。相反，加州模式根植于所谓进步主义，它相信政府应该利用其所有的权力来推翻压迫性结构，纠正不平等，打击各种形式的歧视，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确保公共卫生等等。基于不同的发展和治理路径，两个州已是全美“最发达”的地区代表，因此引来了其他地区的借鉴甚至是“政治对齐”。
加州与得州拥有相似的起源和历史背景，两者皆曾为西班牙和墨西哥的边陲领地，随后成为美国西部扩张的重要目标。在1845年至1850年短短数年间，二者相继取得州地位。然而，自美国人的最早定居点开始，两州的发展轨迹实则大相径庭。
绝大多数定居得州的美国人均来自南方，他们将南方文化、习俗、经济模式及世界观带入该地。这些南方移民被称为“得克萨斯人”，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墨西哥的革命，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并在内战期间与南方邻邦坚定地站在同一阵线。
相较之下，加州在淘金热前后吸引了众多不同背景的移民，构建了一个太平洋沿岸的多元化社会。尽管定居者中不乏南方人，但就文化、经济及政治层面而言，加州与新英格兰地区及其他北方地区更为相似，并在内战期间选择支持北方。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得州和加州逐渐成为“红蓝美国”的领导力量。
（一）西班牙和墨西哥血统
在成为美国领土之前，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都曾是西班牙和墨西哥的领土。自1519年西班牙宣称对得克萨斯的主权，以及在1542年对加利福尼亚宣称主权之后，西班牙于17世纪90年代（1716年确立永久驻扎）在得克萨斯开始定居，并于1769年在加利福尼亚定居。
在此过程中，西班牙采取了其一贯的策略：设立天主教传教点以传播信仰给土著居民（得克萨斯设有近四十个传教点，加利福尼亚设有二十一个）；修建被称为“要塞”的军事设施；发展被称为市镇的民用城镇；并授权私人土地以创建牧场。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奏效。由于传教士、士兵和定居者数量过少，这些领土无法得到有效开发和保卫，也难以抵御外部势力的侵犯。
在得克萨斯，西班牙人遭受土著美洲部落的持续攻击，被迫放弃了许多传教点和定居点。尽管加利福尼亚的情况较为温和，但西班牙人口同样稀少。据历史学家估计，至1820年，得克萨斯的西班牙人（又称“特哈诺人Tejano”）可能仅有三千人，主要集中在圣安东尼奥和戈利亚德附近地区。而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人（又称“加利福尼亚人”）仅有数千人，分布在太平洋沿岸的一系列传教站、要塞、市镇和牧场。
墨西哥在1821年取得独立后，新政府未能确保这些领土的安全。在墨西哥的管理下，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人口稀少、发展不足、防御薄弱，易受攻击。最大的威胁来自邻国美国。事实上，鉴于美国实力的强大以及对西部土地的渴望，美国征服墨西哥北部边境似乎成为必然。
1803年，美国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领土将扩展至大陆中心，并向美国定居者开放了大量土地。1820年，美国人已涌入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并可轻易穿越萨宾或红河进入东得克萨斯。虽然到达太平洋沿岸的道路较为艰难，需耗时数月的陆路或海上航行，但这仍是极具吸引力的目标。尽管鲜有美国人涉足加利福尼亚，但他们已然在门口，随时准备闯入。
（二）不同起源塑造的身份认同差异
起源是理解两州的不同身份认同的“关键钥匙”。从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统治时期，经过美国的征服，再到南北战争，得州和加州的源流发生出变化，并且揭示了其现今的面貌。两州曾经作为西班牙和墨西哥边远地区的共同经历，作为美国西部扩张和美国人对征服的目标，以及在19世纪中期共同加入美国的经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过去200年里，得州和加州的地理条件和定居者差异较大。得州由南方人定居，他们进入了一个广阔的边疆地区，迅速投身于一系列战斗，包括对抗土著美洲部落、墨西哥政府及其士兵、反对吞并的美国人、北方联邦军队以及重建实施者。
由于恶劣的气候，得州人经常需与自然抗争。早期的得州人以其坚韧、独立性和对彼此及州的深刻忠诚而著称。他们与其他南方人的区别在于，该州与墨西哥和西部边境联系紧密，并且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与此同时，他们的身份又与南方密切相关，因此具备南方的优点和不足。得州与南方一道接受了奴隶制、分离主义和南北战争，并为此付出了长期代价。
相较之下，加利福尼亚是一个较为偏远的地区，在1846年至1847年的征服之前，几乎没有美国人在那里定居。最早的定居者来自北方，而非南方。当加利福尼亚从墨西哥被划入美国的同期，北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几乎在一夜之间，数十万名新居民从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涌入当地。
“淘金热”强化了对加州的刻板印象，即当地是一个拥有自然之美、资源和财富的独特“宝地”。这些非凡的优势也助力加利福尼亚迅速获得了州的地位。尽管定居者的起源和竞争情感各异，但加州拒绝了奴隶制，并在内战期间坚定站在北方一边。工业化与铁路将加州与美国“北方”地区紧密相连，继续强化了这一立场。
然而，起源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但出生和早期成长的环境并未完全决定得州和加州的未来。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结构变化、经济转型和文化潮流等后续发展，进一步塑造了两州的身份，塑造了新的政治模式选择。
经济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加州和得州在今天如此强大州，也能解释为何它们的治理模式发生巨大分歧。通过非常不同的方式，这两个竞争对手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得州经济体既反映了又强化了“保守主义”的政治模式，而加州的产业结构正是美国和全球“进步主义”的巨大推手。
（一）两州的经济概况
加州和得州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2019年，加州GDP将近3.2万亿美元，比得州还多1万亿美元。如果加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经济体量或将排名全球第四或第五，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超过印度、英国和法国。得州是全美第二大经济体，在2006年规模超过纽约，能在全球排名第八或第九，超过巴西、加拿大和俄罗斯。两个州的人口远小于大部分经济体，因为也维持了较高的人均GDP水平。
▲ 美国超过1万亿美元GDP的四个州
回顾历史，两州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增长道路。得州依赖自由市场原则和降低成本的承诺。相对于加州等地区而言，得州一直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税收和监管等各个方面保持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在能源及相关的产业方面，得州更是发展出了世界一流的实力。
相反，加州早已失去了在成本上竞争的能力，而是发展出了一个高成本、高利润的经济体系。依托高技术和创意产业，加州以“新经济”著称。硅谷的惊人发明，加上加州在好莱坞等创意领域的名气，不断吸引着全世界的企业家、高技能工人和资本——加州雇员似乎也有着全美最高的生产力。与此同时，该州企业也被迫支付更高昂的能源、劳动力、税收和监管成本，并最终导致其离开加州，并将大量中产岗位和人群带向得州或其他低成本地区。
（二）经济模式和政治极化
经济结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州的政治倾向，甚至加剧了未来的政治分歧。
在多个方面，得州经济体系将其与共和党的诉求保持一致。首先，多年来石油、天然气、石化等主导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优势，这些产业依赖于国家对化石燃料领域的政策许可，正是共和党所接受而民主党逐渐排斥的立场。其次，得州认为低税收对于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并将其作为经济基础，这种观念与共和党的“放任自流”哲学相契合。此外，得州对“减政便民”的承诺也符合共和党人对政府的构想相符。第四，得州模式支持降低劳动力成本和人民的“工作权”，进而大幅削弱了工会力量，这使得州左派难以动员公职人员、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工人（尤其是拉丁裔）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另一方面，得州模式的成功并非仅有利于共和党。该州活力四溢的经济、丰富的就业机会和低成本吸引了多样化的新居民。同样，许多新移民正是被该州保守的政治文化和政策所吸引。然而，大量来自蓝州的科技领域人才也在涌入得州，与传统产业工人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技术人才的涌入是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当地左派注入了新活力，并且在影响企业与保守政治的紧密关系。尽管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只要得州经济维持当前的主导经济形态，其保守格局仍然难被颠覆。
相反，加州经济体在多方面与民主党紧密联系。首先，随着上世纪90年代航空航天产业的升级调整，大量中产阶级工作机会减少并降低了共和党选民比例，而较保守老工人离去后，许多共和党郊区迅速被民主党的新自由派人士占领。其次，加州的工会组织势力巨大，如加州教师协会（CTA）、加州护士协会（CNA）和国际服务员工会（SEIU），他们积极动员公职人员、酒店和餐厅工人等各群体加入民主党，并且也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和材质支持。第三，加州大规模公共支出为居民带来了直接经济利益，也就有更多人支持维护民主党与大政府方针。第四，好莱坞、硅谷及其他新兴产业雇佣了各类进步主义人群，并利用其技术和媒体优势持续扩大民主党影响。
（一）得州模式
在这些年里，支持“得州模式”的最好论点是许多美国人身体力行的“用脚投票”：加州居民的净外流达100多万，数百万美国人则搬到了“孤星州”得克萨斯，尤其是三角地区内的快速增长的大都市，如达拉斯、沃斯堡、休斯顿、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人口的大量迁入，正是对得州经济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最高认可。
▲ 美国国内人口净流入统计（蓝色线：加州；橙色线：得州）
大量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指出，相对于加州或其他民主党蓝州，他们更容易在得州找到工作、购买住房、养家糊口并建设未来。宏观来看，得州强调促进增长和降低成本，这也使它成为企业搬迁、成立和扩张的巨大磁场。在21世纪头几十年，该州的城市地区充满了新的商业活动。
该州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打造良好营商环境，降低监管和治理成本，以多种举措促进增长。能源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得州也是全球最大能源供应商之一。得益于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得州在“页岩气革命”（Shale Gas Revolution）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显著恢复了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帮助该国免受对外石油的重度依赖，为地区和国家创造了巨量财富。与此同时，得州也在通过市场化手段，积极布局绿色能源。通过培育和汇聚大量头部私营企业，得州成为美国风能产业的领导者，并在太阳能领域崭露头角。德克萨斯的“企业友好型”能源产业发展策略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也为其他行业带来了溢出效应。
得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功也体现住房领域。该州对新住房建设施加相对较少的区划或其他限制，并保持较低的劳动力和监管成本，迅速扩大了住房库存，以容纳其快速增长的人口。尽管住房需求不断上升，但这种供应的快速增长依然将本州的中位数房价保持在全国水平以下，并避免了中低收入人群遭遇的“加州住房危机”。
其他产业也与能源和地产类似，得州数十年来维持着“企业友好”的税收策略，并且加强监管政策的纪律性，助力该州长期保持着高速、广泛且普惠的经济增长。
从财政角度来看，由于得州人对政府提出的要求较少，得州模式的杠杆显著低于许多蓝州。与联邦政府不同，州政府不能超支或借钱来弥补预算赤字。如果一个州在支出方面承担了过大的责任，那么它必须具备大量和稳定的收入来支付这些责任。支出更大的州在经济衰退时风险较大，因为收入会减少；相比之下，拥有较小支出义务的州在经济衰退期间较少容易遭受深刻的财政危机。
与加州和其他蓝州相比，得州支付公务员相对较低的工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重点为贫困人口提供了适度的社会服务。由于该州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的做法也更具合理性。这些选择有助于得州长期保持其的支出承诺，并且还能控制财政风险。
得州模式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首先，当政府收入不足，无法支持关键公共需求领域的投资。即使在经济富裕的时候，也有人认为该州的紧张预算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福利体系方面存在缺口，并使太多的得州人无法接入“社会安全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估并非全部来自左派。一些以商业为导向的保守派业指出，得州的紧缩财政政策也导致其削减了对一些未来关键领域的投资。
达拉斯杰出律师汤姆·卢斯（Tom Luce）曾任小布什总统时期的教育部副部长，并在2016年创立了由商界支持公益组织Texas 2036。卢斯认为，得州在“教育21世纪的劳动力”方面遭遇了严重挑战。“到2036年，该州扩大的人口将需要数百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其中许多岗位将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和专业技能”。多年来，得州一直从其他州和外国引进知识型劳动力，包括计算机程序员、工程师和其他高度受过教育的员工。卢斯和其他商界领袖指出，该州应该更多地为本地居民准备这些高端工作，并且在其他领域进行更多的战略投资，如基础设施、医疗保健、资源保护和利用，以及政府服务的现代化。
“得州模式”的支持者也认为，该模式若想要长期成功，依然需要适应全社会迅速增长和不断变化的需求。
当保守的商界领袖都开始呼吁政府需要“增加支出以满足社会需求”时，“得州模式”的一个核心挑战也暴露出来：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期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在蒙大拿、阿拉斯加、路易斯安那、犹他、爱达荷和内布拉斯加等其他红州，政府最近决定推行医疗补助扩展政策就是很好的印证。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得州和其他红州政府将很难保持支出和税收上的严格限制。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州民主党重获政权并废除保守政策的威胁与日俱增。得州虽然拥有一系列大型城市和大量少数族裔，但目前依然未翻盘变蓝，这种现象在全美也仅此一例。目前，共和党在该州的控制令人瞩目，但如果更多的当地居民参与选举政治，局面是否还能维持下去呢？从全国标准来看，得州居民的投票率非常低，特别是拉美裔的投票率一直低于加州。某种程度上，得州选民的构成并未反映出越来越多元化的人口结构。
通常情况下，选民群体的变化会滞后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但最终两者的差距会缩小。进入21世纪以来，得州的选民结构已经开始更多元化，而想要在长期内赢得选举的唯一方法将是吸引各新兴群体。不过，该州的主导政治文化仍然是保守的，并且当地的拉美裔和白人也比其他地区更加保守，因此更多人依然支持得州模式的各大基本要素。
共和党的强硬立场及其于特朗普的紧密关联存在风险。这些选择使许多保守的得州人满意，但却疏远了那些更期待多元化、温和立场的新兴选民群体。目前，共和党似乎并没有做出努力，超越的选民基础，从而吸引更多少数族裔、女性、城市居民和年轻选民。这可能是该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
最后，民主党人对联邦政府的控制，也将削弱“得州模式”在更广泛层面的影响力。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华盛顿特区的进步人士就曾不断推出威胁红州的政策。例如，如果没有联邦法院的干预，奥巴马医保计划、清洁能源计划和其他各类联邦强制法案将对得州当地造成巨大影响。如果民主党人继续掌握总统、国会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席位，他们的一大工作必然是削弱“得州模式”，这也激发了“得州集团”在联邦层面争权的斗志和积极性。
（二）加州模式
相比于大多数美国人身体力行的选择，对加州模式的支持更像是价值观口号：“加州在雄心勃勃地推动进步主义的同时，依旧保持了繁荣的经济。”在2007至2009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加州曾陷入困境并淹没在赤字中。然而，在随后的十年里，该州逐步实现了“产业升级”并吸引了新的企业和居民流入。
世界上最主要的“创新技术”集群以硅谷为中心，推动加州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电信、娱乐等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加州吸引着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才，是美国受过高等教育、高生产力的劳动力资源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人均产出远远超过美国平均水平，经济地也位于国家和全球GDP排名的头部。
那么，加州的经济奇迹是否真的得益于其“进步主义”政策呢？反对者认为，加州的成功与其高额税收和监管无关，更多来自有利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历史上海量的外部财政投入，以及当地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不过更多人指出，加州的进步政策通过帮助雇主吸引到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这些人才与蓝州模式互相强化，加州的民主党可以利用硅谷、好莱坞以及其他新经济中心的支持，继续推动其进步议程。
值得注意的是，加州的高薪员工愿意支付这里的高额所得税，为州财政提供了巨额资源，从而扩大了加州相对于得州等地区的巨大的财政优势。利用这些资金，加州在官方层面也可以加大对一系列进步事项的支出，并维持预算预算。该州已建立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州立储备金，规模超过200亿美元。
在2010年至2020年之间，随着加州财政收支的扩张，当地经济也同步恢复甚至腾飞。全美的进步民主党人以此为据，认为整个国家都可以在推动全面进步议程的同时，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相比红州，加州的确在向富人征税、为穷人提供医保、抗击气候变化、扩大福利计划、提高公职人员工资和福利，以及强制执行最低工资等领域取得更大进展。
然而，加州最大的弱点就是其傲慢，即认为它可以追求所有昂贵的目标而不会引发严重的意外后果。即使在该州财富爆发的时代，挤出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高成本、高监管、高税收的模式让企业和居民不断外流，中产阶级群体的逐步消失导致贫富分化加剧。
在高端产业，硅谷等新经济蓬勃发展。加州的都市知识工作者生活在“香格里拉”，浸润在高收入和国际化的文化氛围中，还能享受地中海式的气候。然而，由于旧经济的奔溃，受教育程度较低、技能较少的低收入人群，该州已难以居住。高昂的住房、公用事业和汽油等成本，很多加州人已无法支付账单。当考虑到住房成本时，加州贫困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千上万人生活在汽车、人行道和桥下，造成严重的“流浪汉”危机。
在更大的社会政策领域，加州的“好高骛远”体现得尤为明显。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在2018年竞选州长期间曾“坚定地做出过全民医保承诺”，分析师认为这每年需要4000亿美元的运营费，是该州年度一般基金总收入的两倍以上。纽森及其同党认为，即便与白宫敌对并失去联邦政府的支持，加州也能增加在养老金、教育、环境、住房、福利等领域的开支。
的确，随着加强1%顶尖富人的征税，加州有望获得客观的财政收入。然而，这种收入来源非常不稳定，随着新的经济衰退到来，纽森等人的承诺或将难以实现。如今无论在什么领域，加州的富人已开始厌倦在当地居住所需的高额代价，而“金蛋鹅”正在将产业布局到其他地区。
事实上，多年数据表明，加州模式在很大程度是依赖于联邦政府的支持。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加利福尼亚的预算紧急情况中，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国会通过《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提供了大额的转移支付，拯救了该州。此外，在医保和绿色转型的领域，如果联邦政府不开放权限并提供资金支持，加州也无法在本州内将愿景落地。因此，加州也必须和得州一样，加强对联邦政府的控制。
现在，让我们回到基本问题：得州与加州，是否会继续处于国家党派分裂的对立面？加州的情况似乎更简单，除非美国发生更加深刻的政治动荡，这里是最不可能改变党派倾向的地区。得州的未来可能更具不确定性，即便是特朗普执政时期，这里的民主党人也在逐步渗透，利用人口和文化变化提升竞争力。
然而，得州民主党面临着巨大的限制因素。该州的基本政治文化仍然是保守的，其经济模式也与共和党深度绑定。在选举政治中，许多人的投票偏好来自于反对或厌恶，这恰恰适用于得州民主党——即便他们不认可共和党的部分政策和观点，但更加方案民主党群体。即便民主党人侥幸夺取了该州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他们也无法维持控制，因为这里更广大的群众基础并不认可他们。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得州将进入一个两党竞争的时期：民主党偶尔会赢得选举，但共和党仍然大体上掌握着权力。如今，得州已成为了美国共和党的重要支柱。其将竭尽全力捍卫对该州的控制，即便失去也务必会争夺回来。
那么，如果得州和加州在事实上继续处于国家党派分裂的对立面，那么谁会赢得竞争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州将继续在内部推进各种自己独特的模式，并在联邦体制内拓展其偏好。此外，迫于民主党的压力，得州或许会根据“Texas 2036”小组的建议或其他方式，对其模式进行调整。相比之下，加州似乎并没有动机改变其“进步主义”路线，除非遭遇颠覆性的预算危机或其他灾难，并且选民开始要求改变。
对于其他州而言，它们更可能趋向于得州还是加州的模式？考虑到美国国情，全盘复制加州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这只能在最富裕的东西海岸进行尝试。加州之所以能够负担得起其高成本模式，是因为许多居民愿意为了这样的经济和文化结构而支付昂贵的代价；在纽约、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和夏威夷地区，这样的模式也能得到一些居民的支持。然而，如果其他州提出这样的尝试，他们必将流失企业和居民，自由前往周边更低成本的地区。
对于蓝州而言，其最好是寄希望于联邦政府的强制规范和补贴。将其社会实验的代价向“中央”转移，这才能形成相比红州的成本优势，并从根本上改变各州之间的竞争。然而，民主党人想要的很多措施，必然会因联邦和地区层面的强烈反对而迟迟无法落地，所以各“颜色”的州在实操上都会倾向于“得州模式”。
那么在联邦体制下，这两种对立的模式能否长期共存呢？从布兰代斯的哲学来看，这显然可行甚至有益。然而，随着红州和蓝州模式更加雄心勃勃和极化，它们会迫使美国最终做出选择。两州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分歧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加州迫使全国都做出对减排和限制化石能源的承诺，这就是在打击得州的支柱产业；然而，仅仅一州或几州的努力，却又无法真正达到能源转型的效果。无论是为了争夺财政资源，还是捍卫自身的产业利益，抑或是为了所谓政治理念，得州和加州都必须代表其盟友在联盟层面进行对抗，并最终击败对方。
这种情况将引发了一个最终的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美国最深层次的政治和政策分歧？当前，许多美国人无法接受政治分歧，并公开表示不喜欢观点不同的人。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中，多数人对另一党持有极为负面的态度，甚至是憎恶和敌意。然而，我认为态度是决定性要素，这些分歧甚至可以是美国进步的力量源泉。毕竟，如果所有人都选择一种模式，无论是得州还是加州的，美国将变得索然无味。诚如本文开头所做的比喻，两州即便再怎么竞争都是兄弟姐妹，而亲情最终往往都能带来相互尊重与理解。
* 文章摘译自牛津大学出版社图书《Texas vs. California: A History of Their Struggle for the Future of America》。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Kenneth Miller作者：肯尼斯·米勒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罗斯州与地方政治研究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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